大卫·弗格森。受访者供图
来到中国前,一如很多西方人,弗格森对中国了解甚少。“我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以为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很贫穷。”弗格森说。
然而,到中国后,弗格森发现他此前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准确。尤其是在2008年3月,当他看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西藏的不实报道与抹黑之后,弗格森决定将自己所亲眼见证的中国故事以更加准确、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西方受众。
随后,弗格森成为了中国一家新闻网站的记者,并先后参与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入职外文出版社后,弗格森曾前往中国多个城市考察,并撰写多部介绍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书籍。然而,最令其自豪的,莫过于作为英文编辑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审校与出版工作。他本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上去有些复杂,但如果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弗格森说。“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治理中国的方方面面。”
大卫·弗格森手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供图
弗格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强大的政治优势。在他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闭幕。弗格森表示,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恰逢其时”。
弗格森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式现代化要走的路与以往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弗格森说,“这不是一条为了少数人利益而剥削多数人的道路。这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这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人被抛在后面,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果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不时发动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弗格森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误解。
弗格森说,误解的出现是由于缺乏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而发生的。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被故意制造的“情感敌意”。“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行之有效的,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没有采用他们的制度却做得非常好的国家。”
弗格森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近代以来的道德和制度优越感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的诋毁和抹黑是出于情绪上的反应。“在我看来,这便是整件事情的根源。”他说。
2021年弗格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同年,他还获得了我国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最好褒奖。
谈到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展望,弗格森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工作下去,争取作出更多贡献。他已经去过大半个中国,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的收获。“未来,我希望做的另一件事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中国,因为比起写书,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够触达更多读者,继而传递更多中国声音。”
以文明互鉴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构建******
本报记者 陈 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挑战。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如何通过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推动探寻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寻求应对挑战的方法和路径?日前,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清华会讲”上,来自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发展新形态为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一时代命题,尝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
把握文明互鉴的力量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形成高度共识。大家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也因文明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人们应通过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来深化文明互鉴,携手应对挑战、寻求机遇。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通过犹太音乐家流亡中国的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的动人场景。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通过阐述中国与印度在佛经、天文、文学、音乐、戏剧、语言等方面的交流,说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印文明的互鉴、文明的自省和文明的发展对世界进步有着特殊意义,必须承认和正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超越冲突。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情况。他认为,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非洲和中国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重要举措和中非之间持续深入的合作,能够为非洲和中国的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大助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主任夏泽翰也指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开放的对话。为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有赖于全人类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
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实践和不同的路径探索,也需要彼此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对话。
韩国首尔大学原校长成乐寅从“韩流”的视角探讨构建文化共同价值。他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以及韩餐等元素愈加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加深了大家对韩国的印象。成乐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希望年轻人可以更包容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文化的分享也能帮助年轻人打造共同的价值观,未来大家应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观,让世界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东京大学原副校长吉见俊哉梳理了日本东京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城市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念,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掘传统遗产的潜力,重新找回东京记忆,让人们回归慢交通、慢生活。他表示,日本城市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亚洲未来要面对的,因此,追求与历史的链接、探寻共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来自印度的迪瓦卡·阿查里亚是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宗教和伦理学方向的讲席教授,他从印度哲学讲到大乘佛教理论,最后落到现实中,通过谈及瑜伽的修行方法和生活方式等,提出印度及亚洲文明带来的启示。迪瓦卡·阿查里亚说,追求个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是印度传统哲学中很关键的一点,这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统一。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性的挑战,更加需要各国团结面对,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为基础,采取共同行动,呼唤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探讨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如何通过这一共同价值的弘扬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现实中探求答案,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张志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和多元一体共同体实践而形成的价值观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这个价值体系的精神标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则系统阐述了儒家文明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认为儒家文明提出的价值原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是正义的基础,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作出概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专家学者指出,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选择和经验借鉴,为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分析了西方的三种重要思潮,即多元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解构论、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内生困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中国方案,阐述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三次中国式现代化大讨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话语来源,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展现了其新境界。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得出的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性思考,也是中国人所创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狄伯杰也非常关注中国治国理政的方案,认为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卓越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励和帮助了很多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为西方主导的治国理政的论述添加了新的视角。“中国梦会成为其他国家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愿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包容、生态、友好世界的愿望。”狄伯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